沉痛悼念陈廷祚学长
中国生物制品专家陈廷祚校友于2015年2月16日16时25分在成都华西医院去世，享年98岁。
陈廷祚，江苏建湖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7年至1949年在丹麦国立血清研究所学习生物制品的制造和检定。
历任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检定科科长、生产计划科科长、总技师，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副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四届理事、四川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8年用血清学方法证实了四川系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的流行区，并成功地研制出钩端螺旋体新菌苗。在研制抗绿脓杆菌冻干免疫血浆、核糖体菌苗、细菌过滤板等方面成绩显著。主编有《实用细菌学手册》等。
以下是节选自《上医人的足迹第三集》陈廷祚文稿，谨以此文表达对学长的回忆和哀思。
上医1943届学生由沪迁往滇渝两地叙事史实（节选）
陈廷祚
1939年9月下旬我们全班同学在黄家驷老师带领下乘船经由香港、安南（即现在的越南）的海防和老街，由我国河口入境云南省。经过几乎一个星期的路程，终于在10月上旬抵达昆明，北门街76号是临时校址。这是院方早就租用的一家由2层楼组合而成的四合院，专供四年级学生、老师居住和教学使用，乃至即将前往贵州贵阳图云关和思茅实习的五年级学生过境时的临时住所。我们在该处住了几天之后，就搬到离城北大门外7公里的一处名曰白龙潭的地方居住了下来，该处也是我们三年级学生生活和教学地址。校址十分空旷，只有一间很大的礼堂兼校办、一间阶梯式教室、一间具有双层床的学生宿舍、厨房以及饭厅。这些房舍都是用竹筏涂上泥巴围成的草房。幸而昆明是全国有名的春城，难得有一次大风大雨困扰。当时，在乡间的生活真是单调、枯燥无味，非但没有人来人往，甚至地摊、报纸也没有卖的。往返昆明市区，平日没有正规班车，只能步行个把多小时，而且必须结伴同行，才能安全到达城里的校本部。在假日期间如果要到附近的黑龙潭、金殿游览，也得事先筹划，据说当地易于发生路劫，单人行走很不安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赴昆明几次，还特意去过一趟白龙潭，旧地重游，未免有点令人失望，校址被一家啤酒厂占用，一点“往事微痕”都不见了！
当年担任搬迁内地工作的主事者是朱恒壁院长和吴绍青教授，而吴绍青、汤飞凡和应元岳3位教授又都是颜福庆院长开创并主持的湘雅医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由此导致以下系列事例的发展。
首先应该特别记述的是教我们班级细菌学课程的汤飞凡和魏曦两位教授。他们俩都住在昆明西郊高峣村新址，为新建即将落成的中央防疫处忙碌不堪。我们曾经在1940年春去高峣防疫处参观过一次，当天只有魏曦教授一人在处里负责监管建筑工程事宜，而其余人员如沈鼎鸿、黄有为、郭可大、方纲、陈立予、周朝瑞等专家学者都在市区惠滇医院里从事生物制品生产。
惠滇医院是1920年由英国教会（中华圣公会）举办的一座现代化医院（现已更名为昆明市儿童医院）。由于应元岳教授和他的夫人苏守贞主任（产妇科）不仅先期到达昆明，而且苏主任又是该院唯一资深长者，从而中央防疫处由湘迁来昆明时才得以把该院作为临时生产基地。此外，由沪迁来昆明的上医临床人员也就能够成为他们暂时从事医务工作的地方，例如，最后定居在昆明的有杨景庭（1939级）、姚直初（1940级）等人。要做什么事情或有什么要求都能顺利办成或是得到满足。再则，自从我参观中央防疫处的新建大楼后，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仰望和今后谋求立足于生物制品事业埋下了思念根源。我之所以能够在1945年前来昆明中央防疫处工作，也是应教授给汤处长写的介绍信才得以办成，并且从此成为我毕生为之执着追求和奋斗的事业，我应该向这两位已故长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1939年10月初抵达昆明3个月后，有一天我们三、四年级同学曾经在昆明唐继尧墓前举行过一次欢送五年级同学前往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队部工作的惜别会。救护总队的领导是我国著名学者林可胜博士。这在抗战期间为救治战争伤病员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一项举措和行动。该队于1938年春在汉口成立。随后由于局势紧张，乃于1939年2月迁来贵阳图云关，直至抗战结束后交由我国政府接管。总队工作人数最多时达1 000多人，其中外籍人士就有20多人，所需医药物资设备和经费主要是通过林博士由海外华侨募捐而得，可见林博士的这项义举和功绩确实令国人十分感激和赞赏！
我们在昆明只待了一年多，黄家驷讲师在城里教授四年级学生的外科学。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在西南联大举办的一次庚款留学考试，一举考中。这算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但是，在他来重庆给我们讲完外科学课程后，于1941年下半年才开始办理出国手续，接着经由上海与家人团聚后行赴美留学。
这是抗战时期1941年冬上医四年级16位学生和他们的外科学老师黄家驷教授在重庆歌乐山校区大门门匾下拍摄的惜别照片。黄家驷教授（后排站立者右5）随之即赴美留学。在这16位学生中有3位后来是新中国医科大学的校长，他们是方春望（前排左3）、石美鑫（前排左4）和李宗明（后排左4）。另外还有郑奋（前排右1）、沈蕴玲（后排右3）、陈廷祚（后排右4）
还想回忆一下我们在读四、五年级时在歌乐山的几件难以忘怀的记忆。
其一，在1941~1942年，校方对我们学生的生活照顾可谓无微不至。虽然，我们晚上的照明是用芯子点亮的桐油灯，吃的是糙米饭，睡的是硬板床，用的是附近农民水田边的地沟水，这在当年艰苦条件下，是无可非议或是未可厚非的。但是，到了实习期跨进中央医院，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吃的饭菜就大大改变了。医院食堂承包商把外购进来的其中夹杂有很多稗子的大米做成干饭，致使我们不得不慢吞细咽，从而每餐花费时间较长。吃完饭后，餐桌上常留下一滩稗子，成为天下奇观,，令人叹息不已！此外，菜也差劲，量少又不对胃口。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不时到医院巷道出口处一家由常州人开办的唯一小面馆里去打打牙祭，增加点营养。
其二，在上医与歌乐山中央医院合作之前，后者的医术力量是比较薄弱的。除沈克非和陈翠贞夫妇两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外，再就是林文秉教授（眼科）、王鹏万教授（耳鼻喉科）和高欣荣高级医师（产妇科），内科或许主要有陈廷纲和徐采（又名徐煜均）两位高级医师，只此而已！然而，当上医人员抵达歌乐山后，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的数目和医疗水平，乃至医务人员的职称和行医规范逐渐建立了起来。例如，内外两大科各设有主任、住院总医师、住院医师和助理住院医师，以至实习生（intern）和见习生（clerk）。病人虽则每天受到各科查房人员的观察、体检、病情进展的交谈，乃至患者住院的感觉、生活是否习惯等等，像是一种干扰，但实际上能对患者的心理起着安慰作用。正如美国NIH院长Francis S.Collins 在他所撰写的The Language of God（Free Press,2006）书中为患者谱写的一首民谣那样，能够对病人的治疗起到很好的安抚甚至慰勉作用。现将这首民谣和笔者意译抄录如下：
This is a song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这是为患者谱写的一首歌曲；
Your strength and spirit have touched one and all.
你们的力量和精神感动了我和我们全部患者。
It 's your dedication that 's our inspiration,
你们的奉献就是对我们的鼓励，
Because of your courage,you help us standstill.
由于你们的勇气和帮助，致使我们的疾病得以治愈。
这不正是符合上医校训“正谊明道”所要表达的含义吗？这则校训出自《汉书》董仲舒所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人生在世，两眼不要只盯着金钱，谋求医药回扣，或是地位和权力，升官发财，不顾患者的疾患和痛楚，而是要和患者友善相处，同情病家的处境并注重自身人品道德或修身养性啊！
其三，在实习期满后，蒙钱悳主任留我在内科工作。然而，我是个非常喜爱亲自动手操作、务实而又仔细思维的医生。例如在撰写患者病历时，我叙述细致，能抓住重点和要点，因而受到上级医师的垂青。这有上海华山医院史玉泉教授于2010年和2012年的两封来信为证。另外，我曾临摹一本国外出版的《各类血球彩色图谱》的画册（实际上是指骨髓内各类细胞），后来被同事们传阅开来，因而在1943年，原中央医院由歌乐山迁往高滩岩另行成立中央医院时，又蒙朱益栋教授留任我为母校内科助理住院医师兼实验诊断学助教，直至1944年底我离开母校前往朝思暮想的昆明中央防疫处工作。当年留校工作的还有同班同学石美鑫。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因而被沈克非院长留任为外科助理住院医师。1943年级当年留校的只我们2人。
最后，我还得聊一聊four pillars的故事。我们这一班级的学生在读第6年级，即194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医院实习时，时任中央医院院长是梅贻琳。他是清华大学以及后来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三弟，双科博士（医学和公共卫生博士）。有一天，他向我们学生（包括太平洋战争后由港大来上医借读的同班生，蔡经芳和张经浩）介绍情况时说，中央医院有four pillars。这4根台柱就是沈克非、应元岳、吴绍青和Golden King（英国人，中文名子叫王国栋，他是港大妇产科教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带着若干港大医学生来到上医学习，他本人就任重庆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这在当年的中央医院确实是人才济济，什么达官显贵，乃至影视界的名人都要来看病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