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张永信
我的父亲张家吉因年迈、在长期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老年病基础上并发严重肺炎、真菌性败血症，虽经积极抢救一度缓解，仍于去年8月7日病故，享年95岁。
在他住院的3年半日子里，华东医院的领导和同仁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俞卓伟院长等院领导多次看望、慰问，在父亲的笔记本上留言:“张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你长寿！”父亲是医院里最老的医生，他所以能高寿全是国家对他的照顾、医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同仁们认真医治的结果。在他病危的最后5个多月里，俞卓伟院长多次亲自组织全市专家会诊，我所（抗生素研究所）的张婴元教授先后去了11次。为此，我们全家老少四代非常感激！从心底里体验到国家和单位对一位老知识份子的尊重！
父亲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所以立志从医主要受他的引导。1940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南通中学考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他从老家如皋乡下提着一只藤箱，孤身一人来到大上海，开始了艰苦的学业。1946年父亲从上医毕业后先后在华山医院、中山医院内科工作。解放初，他和许多同事下部队、赴农村为渡江南下解放上海而感染上血吸虫病的解放军战士、船工和农民治疗，获得过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的嘉奖。1951年8月，他服从组织的调动，带着全家老少住进华东医院宿舍，为了干部保健和广大病员的生命与健康踏实工作，在医院与宿舍二点一线上奔波了50年。从参加科室的筹建，到担任内科副主任和心内科主任，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留在我脑海里的父亲，每天一早拎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去医院，天天忙到傍晚才回家，晚上常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所惊醒。看到他披着衣服接了电话，二话没说匆匆穿上衣，拎着公文包又赶往医院，忙到深夜甚至次日中午才回来。他顾不上吃妈妈给他蒸好的点心，先伏案翻阅杂志和大小书本，等露出笑容才定心垫饥。只有他成功地抢救或治愈了病人，在饭桌上才高兴地和老少讲几句，流露出轻松、自豪的神态。由于干部保健严格的保密制度，家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在给哪些人治病。直至文革中受冲击，被抄家前他和妈妈把各种奖状、照片、病家亲笔作的字画匆匆销毁时，我才知道原来许多病人是国家高级党政军领导、各行各界的名家名流、著名国际友人。然而，我感觉得更多的是，无论他对高干、名人，还是医院里的门卫、修理工、理发师，或是宿舍里的同仁及其家属朋友，一旦有人来家看病，父亲总是热情接待，细声细气地问病史，认真检查，给出诊治意见，细致解释，怪不到医院上下大多数人都亲切地叫他老伯伯。父亲偶而听到我在小学、中学里的穷困同学生病在家，他会主动让我带着他走进弄堂、爬上搁楼为同学诊治疾病，还留下急需的药物。我的不少老同学至今都不忘这些往事，跟我兄弟般相处。我从小多病体弱，9岁起发哮喘，父亲边给我治病，边耐心告诉我为什么吃这种药打那种针，还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帮自己注射肾上腺素止喘，学会自己救治自己。我从父亲的身教言传中受到熏陶，看到当一名医务人员能治愈或缓解病人的疾苦，甚至可救人一命，是多么高尚神圣！逐渐从一个调皮好玩的孩子变为用功读书的学生。
196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全国重点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父母非常高兴。从此，父亲便利用周末和假日，经常跟我讲上医和相关名医名家的故事。我从父亲那里加深了对母校历史、校风、传统的了解。当然，他讲得最多的是包括颜福庆校长在内的16名全国著名的国家一级教授和父亲的校友。父亲告诉我，颜福庆校长原来是名出色的眼科医生，可是面对当年旧中国穷困落后、缺医少药的状况，他毅然改行，呕心沥血地致力于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先后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医药界多学科的领袖人才。父亲还说，等你到了附属医院见习，就会看到连病人盖的毯子、挂的蚊帐都是颜老不辞辛劳从社会上募集而来的。
父亲介绍，上医规定医生不允许私人开业赚钱，要发财则请出院门。上医的医生工资虽然不高，可受到医院充分的尊重与照顾，凡开刀抢救忙到深夜，都有专厨送上热饭热菜，尽管只是普通的黄豆芽炒肉丝；辛苦工作后倒在值班室睡觉，醒来时皮鞋己被工友擦亮；发工资那天，院长会安排人帮紧张工作的医生领了工资去换“袁大头”（银元），以减少贬值损失。我在家中还看到过一张当年母亲住进红十字会楼（现华山医院红会楼）二等病房生我小妹时的免费财务单，父亲感叹地体会母校哺育、栽培、关爱学子，学子自然奋发工作服务民众。
大学三年级起我开始了临床课学习，一时觉得不适应。一次，父亲在家手把手为我示教“望扪叩听”四诊体检法，他强调轻叩容易依据浊音、清音和鼓音不同的音色辨别出实质性脏器、肺和空腔性胃肠道。他特别指出，在急症或其他环境嘈杂时，学会以叩诊时左手指下的不同感觉来判断三音，这一招教科书上没有介绍，但掌握后终生受益。父亲还补充说，体检除“望扪叩听”四诊外，上医还多个“闻”诊，即通过嗅气味诊断出疾病。我们班在笫一次观看死亡病例尸体解剖时，由著名的病理学家谷镜汧教授指导研究生解剖，谷老慎重地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上医做尸解时不戴口罩，目的是为了通过嗅气味可区别不同的病理表现。他还举例说明，让我们茅塞顿开。为了尽早适应临床学习，父亲受邀赶到我班的临床教学基地市一人民医院跟同学座谈，列举实例启发大家尽快改变过去主要从课堂上听课、读书背书的学习方法，转为深入临床一线，从千变万化的病人身上学习以获得真才实学，使我们受益匪浅。从此，我班经常举行临床病例讨论，遇到新病种或复杂、难以诊治的病例相互交流，注重面对病例提升自已的独立诊治能力。
我的两个儿子从小寄养在祖父母的身边，在爷爷的影响下，他们也选择了从医治病的职业生涯，以至全家3代有7位是上医人，一度成为母校流传的佳话。
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不仅是如何夯实基础、掌握诊治本领，而且他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引导我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人生理念。他一生以救死扶伤为乐，生活上勤俭朴素，从不沾烟酒，一套中山装、一双皮鞋都穿了一、二十年。他将自己的全部收入用在全家老少生活读书和资助贫困的亲眷朋友或病员身上。他跟我讲过一件往事，解放前夕他在急诊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看病，病人病重但身上只有少量的钱。父亲认真帮他检查，化了很少的钱给他明确了诊断并用药缓解了病情，临走结帐取药时钱不够，父亲还帮他付清帐，连病人的姓名、住址也没留。过了很久，父亲有次去中山公园附近办事，赶回医院时正遇到大雷雨，在路边焦急地等公交车好久没车来，真是走头无路。想不到有辆三轮车冒着大雨迎面而来，车夫高喊“张医生上我车！”原来是经父亲帮助治好病的三轮车工人认出了他。父亲上了车，一路上那车夫激动地讲起在急诊诊治后没几天就恢复了工作，否则不能赚钱哪能养活一家老少。父亲下车时，车夫硬是不肯收车钱，他说这是老天给了我一个报恩的机会，那天你帮了我大忙，还垫付了不少钱。父亲把医治疾病和从中感受的喜悦作为一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追求，值得我们后辈反复品味，我已努力地以实际行动将父亲的追求立为我的人生理念。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在上医求学期间，曾因经济困难一度难以坚持学业。当时家乡属于“拉锯区”，即新四军、日寇和伪军轮番占领，没想到新四军资助了他一些银元帮助度过难关，此事他在解放初向组织上汇报，并写进“自传”中，更铭记在他的心底。解放后，虽然他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改造，特别在文革中被诬陷为“特务”，受到批判、抄家、停止干部保健任务、强迫劳动等不公正遭遇，但一旦文革结束，组织上很快核实，帮他纠正了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以后他再也不提及文革中的辛酸事，一心一意努力工作，还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申请。经过多年争取，直至他65岁时终于光荣入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此后，他又获得上海市人事局颁发的荣誉证书，被评为医院的好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还坚持看专家门诊、督查病史等多年。我们全家为能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如今他已离开了我们，我们感到无限悲痛。可他的人品、医德、医术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后辈会效仿他，把一生奉献给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作者系华山医院感染科教授，华山医院原党委书记）
1952年8月父亲34岁，在杭州莫干山疗养院为陈毅同志检查身体
1997年10月17日父亲带着儿子儿媳和2个孙子参加母校70周年校庆
一家7位上医人聚集在华山花园参加百年院庆
（来源：华山交享悦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