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上医文化论坛主旨演讲选登】
求真，求精，求新－－在第三届“上医文化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
安徽医科大学原校长张学军校友（2015.11.29）
尊敬的闻玉梅院士、桂永浩校长、尊敬的各位校领导、老师们、校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今天以一名上医人的身份参加此次校友会，向大家汇报我从上医毕业后的工作和点滴收获。
一提到我在上医学习的经历，就不得不提到今天在座的华山医院党委书记张永信老师和研究生院刁承湘老师等，我在上医读书期间受到老师们的关心，特别谢谢老师们。今天借此机会向母校汇报我离开母校的工作经历和点滴收获，感恩母校和老师们培养和教育，使我毕业后把上医大的文化带到了我所在的安徽医科大学。二年前卸任安徽医科大学校长后，受复旦大学邀请和华山医院聘任，我兼职担任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所长，所以今天汇报幻灯片第一张单位显示是安徽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
第二张幻灯片是1994年7月上医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我和李青峰，现在是交大九院的知名教授，与姚泰校长一起合影。在毕业典礼照相的毕业生估计不多，很荣幸，当年我们俩获得了这个机会，终身纪念。我们那一届有34个博士生，当时大约有80%的人去海外继续深造，20%留在国内。当时姚泰校长问我毕业后是出国还是留在上医？我回答说，我要回到我另外一个母校——安徽医科大学工作。
当时彭书记在毕业大会上的讲话，至今记忆深刻，他说“你们这些博士生毕业后是不用为生活而发愁的，但是你们终生都要背上一个十字架，因为你们是医学博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就有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终身不停地为医学事业奋斗的任务”。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我前行。带着母校领导们、老师们的期待，我回到了安徽医科大学。我在上医大读书期间属于比较努力的，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一篇文章，包括病例报告、综述、讲座和研究论文。当年9月份回到安徽医科大学后，我申报副教授，但是12月批准下来是教授属于破格提拔。我的经历在我们这一代人属于比较丰富的，十五岁岁当兵做卫生员，二十一岁转业从事了一年麻醉科医生的工作，专门从事计划生育结扎的针刺麻醉，后来在县医院做了团委书记，1976年有幸成为我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安徽医科大学（原安徽医学院）上大学。上大学期间在上海纺二医院实习，从此与上海结缘。
1979年毕业时，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可以凭成绩考试留校任教的，要知道我是初中毕业的，考试考了第三名，夫人当时考了第十五名（一共才16个人）。现在成绩优秀的学生基本都去医院，而我们那时候成绩好的都留在学校，所以我就留在基础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后来考取了免疫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宗庭益教授和刘琏也是上医大校友。由于我一直还想做临床，同时夫人在华山医院皮肤科上卫生部师资班，我找到当时华山皮肤科主任康克非教授，我说我想考临床，我以前做过医师的，康老师也鼓励我说“你考吧”。我满怀信心，因为当时他是教研室主任。我考了他的博士，等到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到美国去了，我就转到了施守义教授名下，但是施老师当时没有经费，我就转到大师兄翁孟武教授名下，翁老师既是大师兄，也是我的直接指导老师。当然在皮肤科最喜欢我的还是当时的科主任王侠生教授，因为我那三年除了回宿舍睡觉，基本就在科里和实验室呆着，属于比较勤奋的学生。在华山医院三年，一边学习临床，一边从事科研活动，当时发的都是中华牌文章，还没有英文文章，所以回到安徽后成了当时医学类最年轻的教授，做了两年的科主任，学校领导又安排我做科研处处长，我推辞说没做过这种行政工作，他们说要不就副处长主持工作，一主持就是一年半，很快做了大学副校长。我记得97年10月上医大校庆的时候，我刚刚被提拔为副校长，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感恩母校培养。2001年12月，省委又任命我为副校长主持工作，法人代表，主持工作又是一年半，2003年5月担任校长，校长岗位12年，一直到2014年3月，58岁从校长岗位退下来，我请求省委不要安排我其他职务，我跟领导说我是一个医生，是一个临床科学家，也是一个老师，我什么职务都不担任，就让我安安心心的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人才。同年3月31号到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报到，兼职担任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所长。现在我每个月都有一段时间在上海，这也是响应校友会的号召“服务社会，服务校友，服务母校”。
在我担任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的很长时间里，我的很多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及我所倡导的校风学风，跟我在上医所受到的教育和上医文化氛围的熏陶分不开。因为我读博士期间年龄比较大，已经是讲师了，思想也比较成熟，回去以后，在慢慢地摸索过程中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逐渐把上医大的很多办学思想搬到安医大来。
在做校领导的时间里，需要参加各种应酬，我虽然能喝点酒，但是没有时间喝酒，我就经常推辞各种找借口，经常是对A说去跟B吃饭了，对B说去跟A吃饭了，实际上是来到实验室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时间和学生交流，从事我的科研活动，编写教材，一直坚持了2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科生规划教材《皮肤性病学》第五、六、七、八版教材一直是我主编，我有时在全国开皮肤科专业会上说，中国的皮肤病医生如果不知道张学军，那么他可能就不是皮肤科医生。我现在又主编了住院医师版的教材。几年前人民卫生出版社想寻求一个没有受过西方教育、本土培养的教授做研究生规划教材《中英文论文的撰写与投稿》的主编，我就积极主动报名，当时我也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而且也担任5种SCI杂志的编委，所以我又成了研究生规划教材《中英文医学科研论文的撰写与投稿》的主编。我曾经和我的学生讲过，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国际顶级的皮肤科杂志做编委，这也是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标志。2004国际皮肤科排名第一的杂志JID, 在全世界招募副主编，中国之前没有人做过，后来他们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做，现在我在JID杂志已经连续担任三届副主编，同时已经把这本皮肤科领域国际顶尖杂志引入中国，稍后还要和大家汇报。
现在我所做的工作已经被国际认可，我曾担任亚洲皮肤科学会会长，也代表亚洲在国际皮肤科学会联盟中做常务理事，已经做了两届，而我的最终目标就是能够在中国举办世界皮肤科大会，实现中国皮肤科医生的中国梦。 前年我有幸被国际同行认可，当选为美国皮肤科协会会士，中国至今只有3位。
和大家一样，我们对母校都有非常多的崇敬和热爱，尤其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在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当年老师是如何培养的，母校是如何培养的，当年的环境又是如何熏陶的，所以我取得的这点成绩和母校当年的培养是绝对分不开的。母校的校训是“正谊明道”，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们，也鞭策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教导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安徽医科大学和上医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26年创办于上海的私立东南医学院，1949年搬到安徽改名安徽医学院，其实建校比上医还要早一年，是当时由日本回来的公派留学生们组建的，当时上医的校长颜福庆还是东南医学院的董事，蔡元培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给安医题词“好学力行，造就良医”，这也成为安医大的校训。我是在2001年12月接班主持大学行政工作，当时安医大在全国校友会大学排名在222位，排在C类上游，第六或第七的样子，到了2005年，我们学校排名从C类第一，逐渐到-B，再到B，再到+B，经过努力，和几任党委书记共事，我们至少向前推进了60位左右，安医大2014年大学排名在160位。2014年3月在我交班的时候，我们已经申请成为国家委部省共建学校，成为我国独立医科大学的8强医科大学。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实力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服务边疆，服务国防，服务医改。服务边疆就是我们在新疆都有临床学院，服务国防就是我们学校的五十所临床学院中有大约二十所是军队的，北京除了301军区总医院外，陆海空武警总装总医院都是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的临床学院，我们办这么多的临床学院的目的是让每个考入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受到好的教育，将来到社会上能找到份有好的发展前途的工作。服务医改方面，大家都知道，安徽处在医改的前沿，我们安医大很多学生来上海进行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为安徽的医改服务，我们学校在全国有五十所临床医学院，在国外有二十所培养基地。
这些年，在办学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生在刚上大学以后，像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尤其是一年级上半年，成绩直线下降，因为高考结束后，学生学习容易松懈，尤其是解剖课，有将近1/4的学生不及格，我想在学生每次进校的时候，不能只让党委书记在讲理想，我作为校长也要给同学们讲一些校风学风，提出了：求真、求精、求新。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基本是在本科阶段或者研究生阶段，高中阶段是作为补充基础知识的阶段，学生考进大学就是来追求真理的，学做真人的，所以求真是解决一个做人的问题，来到学校要追求真理，追求一种职业，学习到真本事，也要做真人，感恩父母，感恩母校，感恩社会，很多学生经过大学的培养到社会上成了栋梁之才。我和其他校长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特别培养残疾学生，所以，我是中国唯一一位培养了八个拄双拐博士生的校长，其中一个女生，七个男生，都是来自滨州医学院的，因为残疾学生做皮肤科医生挺合适的，主要看门诊。求精，当然其他专业也要求精，但对于医学来说显得格外重要，细节决定成败，从古代一直到现在，对于医学生而言，任何事情一定要精益求精，医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医学教育应该和一般的大学教育区别开来，医学教育解决的是人的生命问题，稍有差错，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医疗事故，医改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医疗纠纷，可能就是出现在细节上，所以一定要精益求精，打造精品，培养医学的精英，这是解决做事的问题。本科生的教育是学习知识，知其然的一个过程，到了研究生阶段要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到博士阶段就要有自己独立的创新，要创造其所以然。求新就是水平的体现，我总是讲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每个人只有不一样才会不一样，当大家全是一样的时候，你就是一样，所以我和同学们讲，大家在一起读书，每个人的成绩是不一样的，成绩好的不一定代表将来走出校门就一定能适应社会，成绩不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但是一旦走上社会一定要不一样，你所做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求新水平决定了你的未来。要勇于探索，善于发现，敢于质疑，保持个性，耐得住寂寞，这是解决一个人的人生目标的问题。现在我校党委把“三求——求真、求精、求新”作为我们学校的校风，一代代传承下去，教育学生。
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我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把国情告诉同学们，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对外技术依赖高，发明专利不足。刚刚顾晓松老师的报告鼓舞人心，顾教授科技成就走向世界，在国际上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确实在发愤图强，得到国际社会上的认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国家原创性成果不多，科研素质也有待提高，缺乏顶尖的科技人才，科研成果转化不足。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要告诉所有的学生，一定要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来到学校就是学生，是来学习知识的，走出学校进入临床是医生，是把几年所学应用到患者身上的，是精英教育。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去做老师，要传授知识，所以说学习知识、应用知识、传授知识，关键最高层次是“创造知识”，这样社会才能进步，最终要“完善知识”，才能成为大师。我们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我们只有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才能发现问题，所以这五步是我们人生最高哲学的一个诠释，顾教授是做基础研究应用到临床，而我是从临床回到基础研究。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基因资源争夺大战，国外有人到中国掠夺中国的遗传资源，把中国的血样带到国外。当时我在哈佛大学短期学习，学习到一些技术，回来后我就开始寻找疾病的基因，我研究其中一个种疾病是麻风，是一个传染病，尽管麻风已经被基本消灭，但是现在我国每年还有2000多的新发病例。我们习惯性认为麻风是传染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们观察到麻风村的病人不一定都得麻风，说明麻风是有遗传易感性的。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和山东医科院副院长张福仁教授交流，因为我们都是皮肤科医生，当时我已经做了很多寻找复杂疾病易感基因的研究工作，我们就想能不能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方法，找到麻风的易感基因，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五六千个标本，结果分析出来非常好，为什么有的人得麻风，有的人不得麻风，通过易感基因比对，落在不同的通路和不同的类型上，我们整理好文章投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很快被接受是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第一篇研究型的文章，这就是说我们要敢于创新，带有一种颠覆性的思维。我们也通过这种全基因组关联的方法研究了其他疾病，像银屑病、红斑狼疮、白癜风、特异性皮炎、肿瘤、自身免疫病、代谢病等等，其中银屑病我研究的最为深刻，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我发的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也很多都与银屑病有关，也拿到了国家的一些奖。日后，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实验室参观一下，我们大家共同交流，我们这里有很多正常对照，可以供大家免费使用，曾经就有的实验室到我们这里来免费使用对照。
过去我们只知道，疾病和遗传有关系，那么到底疾病和基因有什么样的关系，每个基因和疾病有什么关系，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特别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诞生以后，让我们有机会知道某个疾病和某个基因的关系。我们知道人类DNA由60亿个碱基组成的，平均每间隔1000个碱基序列就有一个遗传标签，如果某种疾病的某个基因的遗传标记点频率太高或者太低，就说明疾病和该基因有关。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现在都普遍在用，也正是因为这个技术，促使我们更多的了解疾病特别是像肿瘤这样的复杂疾病与基因的关系，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少则几十个，多则几百个，所以凭借这个技术我们的成果获得了2010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后来我们利用外显子测序技术研究单基因病，很快又发现一批单基因病的致病基因，我们又获得了2012年度“中国高校的十大科技进展”，出现了一批原创性成果。因为安徽医科大学这么一个做基础科学的团队，衬托了安徽医科大学，也就衬托了合肥市。合肥市是当时四大创新城市之一，其他三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南京，合肥当时排在第三或者第四，正是因为有安徽医科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努力，才会有如此骄人成绩。正因为做了这么多的工作，Nature出版集团旗下很多子刊，其中《Nature Genetics》的主编看到我投的文章，通过杨焕明院士来到我的实验室参观，他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一是临床资料的完整性，伦理是否审核通过，病人是否签字；第二是我们的实验平台，通过查看实验平台可以部分知晓数据的真伪。之后的2009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安徽医科大学在《自然遗传》上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因为中国现在发展非常迅猛，我们联合《Nature Genetics》举办疾病与基因关系的会议，2011年开始，以后每年都会举办一次Nature Genetics Workshop，吸引国内外很多从事疾病遗传学方面的专家领导来讲课，也邀请国外遗传前沿的主编或者编委，在大会上为我们提出了不少的建议。2011年以后，几乎每期《Nature Genetics》都会有中国的文章，所以陈竺副委员长赞誉我贡献很大，做了很好的把中国的医学遗传学科推向世界的工作。2011年《Nature Genetics》的主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安徽的里程碑”的文章，说安徽在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疾病易感基因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项会议同时也聚集了很多国内外优秀的科研团队，在一起讨论问题。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分别在杭州、上海、北京、长沙举办。时下非常时髦的“Precision Medicine”，精准医学，是2015年初奥巴马提出的，但是在中国，我们在2013年就已经在Nature Genetics Workshop提出精准医学这个概念了，而且是会议的主题，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讨论精准医学的问题。明年Nature Genetics Workshop将在深圳举行，我热情邀请顾教授到我们的会上给我们做个报告，我想《Nature Genetics》 主编会非常高兴，因为会上有一半的外国学者参会，顾老师也是基因领域的佼佼者，也代表了中国的实力。
离任校长岗位以后，每周在医院看三个专家门诊，剩余时间大部分都在实验室，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华山医院皮肤科。应桂校长之邀，我创办了复旦大学疑难重症皮肤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目前已经组建完成，取得良好的成绩。两年多时间来，我们的皮肤科在科研上逐步前进。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可以说是：“头大、皮厚、手长、抗感染”为医院特色，在华山医院“十三五”规划中均排在前列，皮肤科的任务艰巨。做事做人低调是上医的一种文化，是每一个从上医走出来的人应有的优秀素质，但是还是要改进的，低调做人可以，但是做事还要高调，这里的高调不是吹嘘自己怎么样，而是要大家一起做，把很多力量聚合起来。皮肤科的国家重点学科有五个，没有复旦大学，但是其中一个是他培养的学生单枪匹马去安徽，奋斗20年创建了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国家重点学科。皮肤科有二十个国家重点专科，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的皮肤科每年都排在第一，但当论起科研实力的时候，像其他国内科技竞争力强的皮肤科教授们心里并不接受这种排名，也给我们一种压力。所以建议复旦大学的领导、医学院的领导、华山医院的领导们应该加强支持华山医院皮肤科的力度，使其真正成为大家服气的全国第一。最近几年，华山医院皮肤科科技竞争力有一些起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去年也有六项，基本上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前“十三五”规划任务还很艰巨。为了给母校多做工作，如果母校有需要，我还有大量的精力为母校做更多的事情。去年，我在华山医院组织举办了国际皮肤科顶尖杂志《皮肤科研究杂志》论坛，简称JID Workshop，把华山医院皮肤科推向国际，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袁正宏教授在论坛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论坛。会后JID，这本国际皮肤科顶尖杂志，专门为华山医院皮肤科做了一个专刊，在中国是第一次，专刊介绍华山医院皮肤科和来自中国的文章，在国际上产生很好的反响。
学生进校的时候我和学生讲“求真、求精、求新”，毕业时候，我和他们讲“求实、求同、求稳”，也是“三求”，“求实”是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求同”是到单位去要和谐，也是一种处世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求稳”，走好人生路，稳扎稳打，做官要稳，不贪图小利，做事要稳，在病人身上不能有半点马虎，最后就平平安安一生。
在安医大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母校很大的帮助，母校为我们安医大培养了大量人才，安医的的骨干成员很多都是来自上医大，非常感谢母校，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教育和培养，谢谢！
（根据录音整理）
张学军，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优秀骨干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获安徽医科大学免疫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皮肤病与性病博士学位。安徽医科大学原校长、皮肤病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皮肤病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皮肤科学会联盟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国际皮肤科SCI收录期刊J Invest Dermatol、Brit J Dermatol、J Dermatol Sci和Int J Dermatol编委、美国著名医疗中心Mayo Clinic、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吴阶平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